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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煜: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原则的体系阐释——以相对不起诉案件为对象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6年第7期 |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 :2026-11-20 14:33:58 | 36 次浏览: | 🔊 点击朗读正文 ❚❚ ▶ | 分享到:



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原则的体系阐释——以相对不起诉案件为对象



李冠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摘  要]

可处罚性原则是行刑反向衔接的核心规范之一,为弥补其适用的方法论缺失,办案部门应当采取整体性视角、系统化标准和精细化方法,完成从原则到基准、规则的转变。该原则的具体化,需要刑行谦抑性的接续指引、起诉裁量基准的科学把握以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原理概括。它应成为一种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总则规范,并与起诉裁量基准保持贯通,借助机能主义进路,被锻造为刑事非罚性、行政应罚性和行政需罚性的三元基准。通过明确可处罚性的情节类型,建立可处罚性的判断步骤,确定可处罚性的法律后果,可以归纳出有关适用规则,确保行政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

[关键词]

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原则;体系阐释;三元基准;适用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可处罚性原则适用的方法论缺失

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犯罪结构的变化以及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不仅要求司法机关注重行刑正向衔接,而且要求其重视行刑反向衔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1款、《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3款已初步为行刑反向衔接提供了法律根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第5条强调,健全检察机关对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制度。《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意见》第24条也指出,推动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机制,规范办理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移送的案件。对此,理论界对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实,广义上的行刑反向衔接是指,司法机关将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无需处以刑罚但需要予以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移送行政机关进行处理的制度,包括“不起诉后-行政处罚”模式和“刑事判决后-行政处罚”模式。不过,考虑到《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第2条将其适用范围限于不起诉案件,实务中大部分为相对不起诉案件,且不起诉的裁量无法绕过“犯罪情节轻微”等实体问题的解答,因此,本文仅研究狭义上的行刑反向衔接,即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移送行政机关进行处理的制度。其中,作为行刑反向衔接核心规范之一的可处罚性原则的适用方法论缺失,导致此类案件不刑不罚或行刑“倒挂”,其根源在于研究视角单一与适用标准片面。鉴于方法论的构建和适用有赖于指涉问题的准确界定及其标准选取,故探讨可处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判断标准,就是总结其适用方法前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相对不起诉案件中可处罚性原则的司法适用困境

1.仅在宏观层面理解可处罚性原则的指导作用

为推进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强化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明确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反复强调,要规范办理反向衔接案件,严格把握“可处罚性”原则。《工作指引》第7条要求检察机关制发检察意见时,对行政处罚的“应当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尽管该原则为化解行政法和刑法的适用障碍、提高行政违法犯罪案件的办理效果提供了方向指引,但各地检察机关在制定有关实施细则时,并未将可处罚性原则具体化为判断标准、步骤、要素。尤其是在办理相对不起诉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难以准确评估施加行政处罚的可能性,与公安机关对可处罚性原则的理解存在差异,既有损于行政法的内在体系协调,又破坏了刑事法和行政法的外在体系融合。

2.未在操作层面细化可处罚性原则的区分功能

若可处罚性原则仅有抽象指导作用,加之缺乏行刑体系衔接视野下的解释思维,则有关部门无法充分发挥其下列功能:一是外部区分功能,即区分刑事不可罚性与行政可处罚性的功能;二是内部区分功能,即区分行政可处罚性与行政不可处罚性的功能。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二者的关系集中体现在检察意见的精准度上。以“汪某涉嫌诈骗罪相对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案”为例,检察意见主要涉及诈骗行为的违法事实及其行政处罚必要性,似乎没有载明处罚种类和程度。虽然这能够防止检察机关越权,实现了可处罚性原则的外部区分功能,但仍未明确其判断构造、要素,无助于借助内部区分功能对公安机关展开有效监督。可见,以上检察意见的制发方式,反映了对相对不起诉案件中可处罚性原则功能实践程度的区别。详言之,检察意见对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合理性阐释得越详细,就意味着可处罚性原则的内部区分功能在外部区分功能行使的延长线上越能得到充分实现。

(二)相对不起诉案件中可处罚性原则的理论探讨不足

1.行刑反向衔接的实体问题研究较少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侧重于从程序上对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构建、完善展开分析,缺少对可处罚性原则的判断标准、要素、后果等实体问题的全面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对不起诉案件中可处罚性原则的适用产生间接影响。一是关于行刑反向衔接程序机制的研究。这类见解主张,行刑反向衔接的优化路径包括:加强数字赋能,实现深入治理;建立时效中止制度,明晰证据转化规则;明确适用范围,实施外部监督。二是关于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原则理论初探。这类见解指出,为了化解行刑反向衔接机制运行的实体规范障碍,既要探索处罚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协同制定、公益服务的效果考察、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配套适用等完善路径,又要剖析可处罚性原则的规范表达、考量因素、特殊情形等运用方法。

2.可处罚性的特定适用方法研究欠缺

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要么致力于研究行政犯罪案件中可处罚性原则的适用方法,要么仅从判断要素、情节适用等某一方面将网络犯罪案件中可处罚性原则具体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其适用产生直接影响。其一,行政犯罪案件中可处罚性原则的适用方法。具言之,在认定药品安全犯罪时,要夯实行刑反向衔接机制构建的法理,开展双重违法性的正反双向判断;在认定食品安全犯罪时,应从法益入手进行实质审查,并基于行为、罪量、结果要件构建行刑双向衔接移送标准;在认定生态环境犯罪时,要坚持刑法谦抑性、同步协调、维护公益原则,明晰处罚折抵等规则;在认定知识产权犯罪时,要统筹履行“两法”衔接监督职责,释明认罪认罚法律后果。其二,网络犯罪案件中可处罚性原则的具体化。详言之,在移送标准上,应重视对数据安全犯罪入罪情节、标准的判断,统一反向移送标准;在衔接端口上,要通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法益、对象、方式的协调认定,弥补反向移送标准的缺失;在适用依据上,应完善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明确对电信诈骗行为如何予以行政处罚;在情节认定上,要强化认罪认罚与行政处罚等制度之间的协作,促进有利于被不起诉人犯罪情节的一体化考察。

综上所述,只有转变研究视角,修正适用标准和更新判断方法,才能彻底解决相对不起诉案件中可处罚性原则的司法适用困境及其理论探讨不足。第一,采取整体性的研究视角。这表明,行刑“衔接”不仅是两套机制的并行对接,而且是二者的融通联动。所以,它的理想状态,需要一种贯通行刑关系的整体观念。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而言,这种模式在实体法上的连结点有两个:一是刑法的定罪量刑标准,以解决行刑正向衔接中以罚代刑难题;二是行政法的违法处罚标准,以解决行刑反向衔接中不刑不罚难题。显然,定罪量刑判断与违法处罚认定相互制约,此时应采取双重视角,借助刑事处罚性的否定评价,改良行政可处罚性的判断框架,以便在两种机制的辨认、比较、取舍过程中,提高可处罚性原则适用的可接受度。第二,凝练系统化的适用标准。这意味着,从融合刑法体系内外的角度观之,可处罚性原则实为行刑反向衔接连接点的概括体现,可处罚性基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体系方法是将思考任务分解成、排列为个别思维步骤,本质上系逻辑运用,故相对不起诉案件中的可处罚性基准,应将可处罚性原则分解成若干操作步骤,并使其能合乎逻辑地应用。第三,归纳精细化的认定方法。这表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和整体性研究视角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共同指向可处罚性原则的体系阐释,即通过刑罚可处罚性的逆向思考,进一步优化可处罚性的判断措施,以充分实现行政法的保护目的。由于法律解释是以特定目标为指引,借助相关标准的选取和要素的考虑,阐明规范意义的活动,那么,相对不起诉案件中可处罚性原则的指导作用和区分功能的实践化,就涵盖了处罚目的、标准、情节确定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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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