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需罚性是位于行政应罚性之后的可处罚性评价程序,要借助体现行政应罚性之外的、反映行政制裁预防必要性的因素展开判断。因此,它不宜“套用”起诉裁量基准的需罚性判断。假如仅仅出于防止应罚性判断与需罚性判断、实体法上无罪与司法处理上无罪混淆的考虑,直接将需罚性置于刑罚论而非犯罪论体系之下,就有违其理论初衷,不利于不予行政处罚制度的良性适用。其实,因为程序出罪理论借鉴了实体出罪理论,必须准确界定需罚性的内涵与功能,否则极易导致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割裂。按照刑法机能主义的理论构想,犯罪论是对所有刑事政策立场进行提取和归纳,并以描述性、实证化的方式进行形式归类而设计的。对于个别犯罪类型,从一开始就用刑事政策之机能的视角加以观察、展开、体系化。在各个阶层,这些机能以法的明确性、利益衡量、预防目的的方式予以表现。其中,罪责范畴从对个人施加处罚的目标中推导出,这里还要加入预防理论,并将其称为“答责性”,即处罚不仅取决于罪责,而且取决于预防需要。正是通过答责性阶层,需罚性才进入犯罪论体系内,作为非难可能性的评价依据,也能决定犯罪是否成立。 笔者认为,将需罚性引入犯罪论体系内,不仅有助于相关主体的沟通协作,促进法益修复措施的有效实施,而且能使需罚性受到应罚性的约束,防止风险预防的功利目的突破罪行轻重的理性界限。据此,行政需罚性可以拉近行政违法行为判断与可处罚性基准适用的距离。对行政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不只是因为“违法行为轻微”或应罚性小,还因为行为人“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而否定其需罚性,根本不构成行政处罚行为。即使行为存在一定的行政应罚性、需罚性,成立行政处罚行为,行政机关也可通过补充行为前情节、政策性变化等因素,进一步衡量其预防必要性。综上所述,在借鉴机能主义犯罪论体系的基础上,可处罚性基准的机能主义进路,必然采用具有打通体系壁垒能力的需罚性范畴,使体系内的需罚性致力于行政处罚行为的判断,使体系外的需罚性致力于行政处罚后果的确定。
四、可处罚性原则的实践展开:可处罚性基准的具体适用 可处罚性三元基准有着广阔的体系空间和功能选择,但其适用仍需应对以下场景。第一,明确可处罚性的情节类型,即根据可处罚性基准,明确起诉裁量情节与可处罚性情节的异同。第二,建立可处罚性的判断步骤,即根据可处罚性基准,建立“刑事非罚性再审——行政应罚性判断——行政需罚性检验”的适用顺序。第三,确定可处罚性的法律后果,即根据可处罚性基准,确定行政不可处罚性与行政可处罚性的界限。 (一)明确可处罚性的情节类型 1.可处罚性情节的纵向对比 在行刑反向衔接过程中,能否将起诉裁量时使用过的证据,再用于行政处罚裁量,这涉及两类情节的纵向对比。对此,肯定说认为,刑事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合法的刑事证据能证明行为的犯罪性和违法性,行政执法的证据标准往往低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该说体现了整体性分析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却忽视了行政违法性、过错性的固有特点。反之,否定说主张,对于行政法未将过错规定为行政处罚要件,而行为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若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过错,检察机关应当将案件移送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该说注意到了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应罚性、需罚性评价上的差异,但缺乏对分歧原因的深入讨论。 总之,按照可处罚性三元基准,办案部门应当首先按照刑事处罚证据规则,对案件情节予以回溯审查,确定其刑事证明标准、责任、对象;接着根据行政处罚证据规则,对其给予实质审查,确定其行政证明标准、责任、对象;最后在不高于刑事处罚证明标准、不重于刑事处罚证明负担、不多于刑事处罚证明对象的限度内,判定可以转化或需要排除的行政处罚证据。允许将刑事案件证据转化为行政案件证据,有助于查明案情,节约资源,但这是以待证明的情节性质一致,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定为前提的。具言之,倘若司法机关将某种事实认定为反映人身危险性的情节(如事后赔偿损失),而行政机关将其视为体现可非难性预防目的的情节,就应当补充相关证据(如从事公益服务),以判断是否成立行政处罚行为。 2.可处罚性情节的横向比较 在行刑反向衔接的场合,对可处罚性情节的分类,能否照搬起诉裁量情节的分类,这涉及可处罚性情节的横向比较。既如前述,起诉裁量基准通过考察反映罪行轻重的情节(刑事应罚性情节)和反映预防目的的情节(刑事需罚性情节),来决定是否不起诉。并且,行刑反向衔接在本质上是起诉裁量权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融贯,似乎也可以将可处罚性情节分为行政应罚性情节和行政需罚性情节。不过,根据可处罚性三元基准,办案部门应当首先按照刑事处罚判断标准,对有关情节予以回溯审查,确定其刑法性质、功能;接着根据行政处罚判断标准,对其给予实质审查,确定其行政法性质、功能;最后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参照量刑情节评价结果,认定该情节对行政责任影响的有无及大小。以公益服务为例,实践中开始探索将其引入相对不起诉案件,作为行政违法行为程序出罪的重要因素,但它仍存在制度根据、定位、效果等缺陷,有待进一步厘清。 首先,公益服务蕴含了恢复性正义观。公益服务是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当地社区等单位,以行为人自愿参加社区服务、接受法治教育等活动为指标,并决定是否提出检察意见,移送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督促行为人参与公益服务,旨在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使其深刻反省,避免将来重蹈覆辙。这既是对报应性正义观、功利性正义观的扬弃,又是对恢复性正义观的彰显。 其次,公益服务应归属于非行政处罚处理措施。按照恢复性正义观,无论是将公益服务界定为社会服务令、非刑罚惩戒措施,甚至是赋予其社会服务罚的新型制裁方式属性,强调的均是其强制性,而忽视其恢复性。实际上,将公益服务的参与情况及其效果作为可处罚性的判断资料,是以一种让行为人和社区居民感同身受的纠错方式,达到惩戒、预防和恢复的效果。公益服务无疑带有一定强制性,借助某种不利负担的科处,迫使行为人进行矫正,但它同样具有较大预防性与显著修复性,因为服务的目的不是向社会传递痛苦,而是弥补被害人损失,重建受损的法秩序,使社会接纳行为人。 最后,公益服务可以成为体系内的行政需罚性情节。根据可处罚性基准,借助对刑事处罚情节的分类比较和功能参照,可以将可处罚性情节分为三类:一是直接用于行为成立判断,间接用于处罚裁量的行政应罚性情节;二是直接用于行为成立判断,间接用于处罚裁量的行政需罚性情节;三是直接用于处罚裁量的行政需罚性情节。因此,在故意伤害、危险驾驶等案件中,只有当行为人承担公益服务且效果良好,违法性轻微时,才有可能不成立行政违法行为,不给予行政处罚。将公益服务提前至处罚行为体系内,可确保应罚性的评价可靠;初次违法、一贯表现良好等体系外需罚性情节,则能够保证行政处罚适当性。 3.可处罚性情节的适用规则 其一,通过比较刑事处罚情节,除非待证情节性质不变,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没有例外,才能将刑事证据转化为行政证据,并对是否具有行政应罚性、需罚性展开独立判断。其二,在参照刑事处罚情节后,根据可处罚性情节的定位、作用,可以分为体系内的行政应罚性情节、体系内的行政需罚性情节和体系外的行政需罚性情节三类。 (二)建立可处罚性的判断步骤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7条规定了“确定量刑起点-确定基准刑-确定宣告刑”的量刑步骤,《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条也要求检察机关对常见犯罪案件按照量刑指导意见提出量刑建议。可见,量刑步骤的操作过程,就是量刑基准的适用过程。同理,起诉裁量基准的适用,也应当按照上述顺序协调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关系。然而,在行刑反向衔接工作中,不宜“沿用”起诉裁量步骤,需要修正行政处罚裁量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