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起诉裁量基准的适用,必须兼顾应罚性判断和需罚性判断,最终才能得出是否免刑的结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第2款之规定,只有在二者都不太严重、明显的情况下,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从而在绝对不起诉裁量基准与相对不起诉裁量基准之间形成梯度关系。换言之,绝对不起诉裁量基准可公式化为:“无应罚性+需罚性小;应罚性小+无需罚性”。相对不起诉裁量基准则可公式化为:“应罚性小+需罚性小”。 (二)可处罚性原则的基准总则化 可处罚性原则的基准化,既是为了满足行刑反向衔接实体连接点的现实需求,落实其外部区分功能,又是为了通过对起诉裁量基准的逆向推理,倒推出能落实内部区分功能的可处罚性基准。显然,可处罚性原则的基准演绎,有别于传统意义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而是一种裁量基准总则规范的创设。至于如何做到这点,理论界和实务界指出了三条进路。 一是行为规制进路。该方案认为,对于可处罚性原则的理解,实务中出现了标准把握不一的现象,应从行为、期限、主体、主观四个要件,准确把握“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这一进路以行政违法行为判断为前提,蕴含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配套适用。然而,倘若只侧重对行政处罚应当性展开审查,没有对行政处罚必要性赋予适当权重,就无法发挥可处罚性原则的区分功能,难以推动其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范融合。 二是违法评价进路。该方案主张,行政处罚的基本功能是维护行政管理秩序,故行为需在客观上对行政管理秩序产生危害,具有当罚性。这一进路意图借助实质违法性判断,从反向移送的案件中筛选出具有可处罚性的行为。问题是,如果将可处罚性基准抽象为“可罚的行政违法性”,使之成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准”,就无法统摄裁量情节的适用及其评价,无助于区分行政可处罚性和行政不可处罚性。 三是机能主义进路。该方案指出,可处罚性是指,被不起诉人的行为是否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包括“该不该罚”(处罚法定性)和“需不需罚”(处罚必要性)两个问题。同前述两种解释思路的差异在于,这一进路在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定评价之外,增加了带有处罚合理性因素的政策性考量,从而能够适应司法政策的变化,在保证固有的违法性判断的基础上,对被不起诉人采用适当的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即使对可处罚性原则实行基准化,也只能将其视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总则规范的一部分,而现行裁量文本成为裁量基准分则规范的载体。相比而言,可处罚性原则的基准阐释,应当采取机能主义进路,并在处罚法定性与处罚必要性上与起诉裁量基准保持贯通。 (三)“可处罚性三元基准说”之提倡 考虑到起诉裁量基准含有实体规范内容,属于消极的、间接的量刑基准,有着应罚性和需罚性双重评价指标,而可处罚性原则的机能主义解释进路又没有阐明结构单元的适用顺位,因此,笔者认为,在行刑反向衔接的场合,根据可处罚性原则的内涵、定位,可处罚性基准宜界定为:刑事非罚性、行政应罚性和行政需罚性。 1.刑事非罚性 刑事非罚性系可处罚性基准适用的必要条件,是指只有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行为,才能启动行刑反向衔接程序。若脱离了刑事非罚性的回溯审查,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原则的适用,就与普通行政违法行为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没有区别。该基准具有外部区分功能,初步厘清了刑事不可罚性与行政可处罚性的界限。 按照检察一体履职工作部署,行政检察部门不仅应当对刑事非罚性进行反向审视,而且应当和刑事检察部门一起实质审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最终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施加行政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这在处理以下可处罚性原则适用难题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一,能否适用不起诉决定书中已认定的情节。办案部门应当首先按照刑事处罚判断标准,对有关情节予以回溯审查,确定其刑法性质、功能;接着根据行政处罚判断标准,对其给予实质审查,确定其行政法性质、功能;最后在不起诉决定书框定的事实范围内,认定该情节是否性质不变、功能重叠。其二,是否考量非法定从宽处理情节。办案部门应当首先按照刑事处罚判断标准,对有关情节予以回溯审查,确定其刑法性质、功能;接着根据行政处罚判断标准,对其给予实质审查,确定其行政法性质、功能;最后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参照量刑情节评价结果,认定该情节对行政责任影响的有无及大小。其三,如何避免行刑“倒挂”。办案部门应当首先按照刑事处罚判断标准,对所有情节予以回溯审查,确定刑事法律后果上限;接着根据行政处罚判断标准,对其给予实质审查,确定拟给予的行政处罚结果;最后以行刑保护法益为通道,在刑事非罚性限度内,比较既有刑事法律后果和待定行政法律后果对行为人基本权益的干涉程度。其四,怎样展开行刑证据转化。办案部门应当首先按照刑事处罚证据规则,对案件情节予以回溯审查,确定其刑事证明标准、责任、对象;接着根据行政处罚证据规则,对其给予实质审查,确定其行政证明标准、责任、对象;最后在不高于刑事处罚证明标准、不重于刑事处罚证明负担、不多于刑事处罚证明对象的限度内,判定可以转化或需要排除的行政处罚证据。其五,哪种检察意见模式更加科学。办案部门应当首先按照刑事处罚判断标准,对所有情节予以回溯审查,确定刑事法律后果上限;接着根据行政处罚判断标准,对其给予实质审查,确定拟给予的行政处罚结果;最后在案件事实范围、刑事处罚标准、刑事非罚后果的限度内,提出载明行政处罚种类、依据和幅度的检察意见。 2.行政应罚性 行政应罚性系可处罚性基准适用的实质条件,是指即使行为被免予刑事处罚,但根据客观违法、主观过错情节,可处以与其社会危害性相均衡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应罚性指向犯罪行为本身轻重不同,行政应罚性指向行政处罚行为轻重。二者的差异源自刑法法益与行政法法益的区别。该基准具有内部区分功能,是回溯审查刑事非罚性后区分行政可处罚性和行政不可处罚性的第二步。 一方面,行政应罚性与刑事应罚性的性质不同,是由行政法法益和刑法法益内涵上的区别所决定的。《行政处罚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重视秩序、自由、效率等价值,其法益具有公共利益本位性、实定法模糊性、效力多元性等特点。《刑法》的目的则是通过惩罚、预防犯罪来保护公民的重要生活利益,注重自由、安全、秩序等价值,其法益具有个人利益关联性、实体法明确性、效力一元性等特点。可见,虽然二者都追求社会秩序稳定和个人利益保障,但行政法法益更强调秩序价值,以公共利益为优位,而刑法法益更侧重自由价值,以个人利益为优位。行政处罚的本质不是报应,而刑罚的本质是报应。当某一行为侵犯了特定利益时,有关部门需要判断,是对其施加非报应性行政制裁就可实现法益保护目的,还是必须处以报应性的刑事制裁才能实现法益保护目的。 另一方面,行政应罚性与刑事应罚性的程度不同,是由行政法法益和刑法法益外延上的区别所决定的。《行政处罚法》的调整对象极其广泛,《刑法》的调整对象则存在局限,因此,行政法法益与刑法法益之间形成包容关系。国家对单纯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大量行为,会在行政处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予以比较缓和的否定性、谴责性评价;而国家对破坏行政管理秩序且情节严重的某些行为,会在刑罚处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给予非常强烈的否定性、谴责性评价。显然,侵犯行政法法益的行为,未必同时侵犯刑法法益;具有刑事应罚性的行为,必然具有行政应罚性。之所以出于自由保障的理由,不将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定(认定)为犯罪,是因为其尚未严重侵犯刑法法益,不具有刑事应罚性。 3.行政需罚性 行政需罚性系可处罚性基准适用的检验条件,是指对违法行为是否加以行政处罚,还要经过能否避免一般人实施同样行为以及避免行为人再实施该行为的验证。和行政应罚性一样,它也具有内部区分功能,但与之不同的是,行政需罚性有自身的体系定位、判断素材,承担着重复审查行政处罚必要性、合理性的任务,是回溯审查刑事非罚性后区分行政可处罚性和行政不可处罚性的第三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