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可处罚性情节的同向竞合与处罚效果界分。一般认为,当存在多个从重情节或从轻情节时,应当在法定幅度的上下限之内予以处罚,但出现减轻情节时,则可以在法定幅度以下处罚。例如,若行为人存在侵犯弱势群体利益、作用相对突出、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等从重应罚性、需罚性情节,办案部门应当先回溯审查此前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正确性,在肯定处罚行为成立后,再依次考察剩余的应罚性、需罚性情节,确定该行为属于情节较重抑或情节严重,并在对应的处罚幅度内,选择并处或单处的处罚种类及其轻重。再如,若行为人存在受他人胁迫实施违法行为,主动中止行为且后果轻微,积极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获得其谅解等减轻应罚性、需罚性情节,办案部门应当先回溯审查此前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正确性,在确定处罚行为成立后,再通过考察以上减轻情节,确定是在对应的处罚幅度以下处罚,还是不予处罚。 第二,可处罚性情节的逆向竞合与处罚效果界分。通常认为,当存在从严情节和从宽情节时,应当避免定性上的模糊判断与定量上的刻板操作。在设定裁量基准后,还要结合个案情节,判断其是属于“较轻”“较重”还是属于“严重”,以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例如,当行为人存在侵犯弱势群体利益,作用相对突出等从重应罚性情节与积极达成和解、谅解等减轻需罚性情节时,一味照搬上述“先从严,后从宽”的情节适用顺序,就将需罚性基准置于比应罚性基准更加优越的地位。据此,办案部门应当先回溯审查此前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正确性,再依次考虑从重应罚性情节、减轻需罚性情节,并在选择处罚措施、程度时适当严格把握,这样就不至于抹杀从重情节的功能。再如,当行为人存在受他人欺骗实施违法行为等从轻应罚性情节与阻碍查处违法行为等从重需罚性情节时,即使办案部门在回溯审查此前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正确性后,先评价从轻应罚性情节,也不会超过处罚区间的下限,再评价从重需罚性情节,可以保证预防必要性的考量不会摆脱行为严重性的限制。 第三,可处罚性情节的一次评价与实现处罚均衡。每种可处罚性情节都有其特定作用。因此,行为成立时使用过的情节,判断可处罚性时不得直接评价;判断行政应罚性时使用过的情节,不得用于判断行政需罚性,反之亦然。显然,如果要确保可处罚性均衡,就必须注重以下行刑反向衔接的典型情形。以补罚为例,它是指,虽然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但对具有可处罚性的行为提出检察意见,并将案件移送行政机关处理。实践中补罚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治安管理类案件。对此,刑事检察部门、行政检察部门与行政机关之间应当建立协同共治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行政检察部门既要与刑事检察部门积极沟通,甚至提前参与到不起诉审查活动中,又要与行政机关积极沟通,汲取专业意见。办案部门要首先按照刑事处罚判断标准,对所有情节予以回溯审查,确定刑事法律后果上限;接着根据行政处罚判断标准,对其给予实质审查,确定拟给予的补罚结果;最后在案件事实范围、刑事处罚标准、刑事非罚后果的限度内,提出精准的检察意见。 第四,可处罚性情节的周延评价与避免处罚“倒挂”。尽管刑事责任在性质、程度上比行政责任更为恶劣、严重,但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衔接不畅,往往造成行政处罚的力度高于同类案件刑事处罚的力度。例如,在办理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时,《森林法实施条例》第43条、《内蒙古自治区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恢复植被及补种树木标准(试行)》第4条规定的行政罚款数额畸高,且未将生态修复作为免予处罚的条件,造成大量行为人宁愿接受刑事处罚,承担犯罪记录不利后果。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结合刑事法律规范、行刑衔接规定和行政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具体要求,比较既有刑事法律后果和待定行政法律后果对行为人基本权益的干涉程度,不应拘泥于目前行政制裁措施体系的明文规定,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根据被不起诉人是否进一步积极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自愿参与公益服务、履行赔偿义务等表现,决定能否给予行政处罚。这些非行政处罚处理措施,以恢复性正义观为导向,以制度化的方式鼓励其深刻反省,修复法益,回归社会,同样有助于实现行政处罚目的。 3.可处罚性后果的界分规则 其一,在不超过刑事非罚性框定的案件事实范围、提供的比较参照基准、确定的法律后果上限的情况下,只有在行政应罚性小、无行政需罚性的情况下,才能不予处罚。其二,在具有一定的行政应罚性、需罚性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适当处罚,但必须根据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判断标准及其步骤,既要全面评价案件事实,又要禁止重复评价事实,从而在选择从严或从宽处罚后果的过程中,防止过当处罚,避免处罚“倒挂”。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