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可处罚性判断步骤的理论根据 可处罚性的判断,实质是处罚裁量权的不断限缩,与起诉裁量权的行使存在相似之处。 起诉裁量的判断,必须处理好责任和预防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刑法理论中主要有“幅的理论”与“点的理论”之争。详言之,前者认为,责任刑是有幅度的,应在此幅度范围内考虑预防犯罪的目的,并决定最终刑罚;反之,后者主张,责任刑是一个点,只能在不过分偏离该点的范围内,根据预防犯罪的目的修正责任刑,并决定最终的刑罚。但是,“幅的理论”并未深入论证责任幅度的客观实体,过于乐观地设想了能在责任刑幅度内将预防刑控制在一点上;“点的理论”则在确定精准的责任刑的点和责任刑的点的近似值之间,存在自相矛盾之嫌。 笔者认为,起诉裁量基准的适用,是引导起诉裁量权规范行使的过程,所以,明确责任刑的量,仅仅是检察官起诉裁量思考的中间步骤。无论是将责任刑的幅度逐步收缩于一点,还是在开始阶段确定责任刑点的近似值,对起诉裁量权的限制而言,并无实质差异。当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在责任刑的幅度或者点的容许区间内,预防刑能够将其下调至零或者接近于零的水平。在行刑反向衔接过程中,不仅对刑事非罚性的审查要运用同样的程序予以确认,而且对行政应罚性、需罚性的评价,应当厘清有关因素的重要程度、判断顺序。办案部门应当首先按照刑事处罚判断标准,对应罚性、需罚性情节予以回溯审查,确定其刑法性质、功能;接着根据行政处罚判断标准,对其给予实质审查,确定其行政法性质、功能。 2.可处罚性判断步骤的关键环节 可处罚性的判断,表现为可处罚性情节的具体评价,有别于行政处罚裁量情节的适用。 行为人是否具有可处罚性,取决于各个情节的关系界定及其功能比较。令人遗憾的是,《工作指引》第9条、第10条等规定都没有区分情节类型、作用,难以确定其适用顺位。因此,在裁量基准总则规范缺位、凌乱的情况下,亟须优化可处罚性的判断步骤。按照可处罚性三元基准,构建“刑事非罚性再审-行政应罚性判断-行政需罚性检验”的运用程序,既可以将不具有刑法法益侵害性的行为排除出行政刑法的规制范围,又能够对损害行政管理秩序利益的行为保留行政制裁可能性。在经过刑事非罚性的回溯审查后,行政应罚性情节与行政需罚性情节的博弈,实为行政处罚中遏制和预防的对立统一。易言之,基于法律威慑和风险预防的二元构造,预防目的从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两个层面,对行政处罚的规范构造产生体系影响,并接受法益侵害的约束。 第一,行政应罚性与行政一般需罚性。行政应罚性与行政一般需罚性的考量,都不能超过刑事应罚性与刑事需罚性的上限。一般来说,与行为轻重相均衡的行政处罚,表达了国家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否定评价与谴责态度。由于行政处罚有着保障人权的目的,施加行政处罚时,就不能在行为轻重之外单独考虑一般预防目的,将行政需罚性作为独立的裁量情节,更不得以一般预防必要性大为由,超过行政应罚性上限给予处罚。 第二,行政应罚性与行政特殊需罚性。行政应罚性与行政特殊需罚性的考量,也不得超过刑事应罚性与刑事需罚性的上限。并且,行政应罚性不仅设置了行政一般需罚性的上限,而且划定了行政特殊需罚性的上限。据此,不能以特殊预防必要性大为由,逾越行政应罚性的顶格而加重处罚。倘若行为人积极进行公益服务,有效修复社区关系,有助于回归正常生活,就可以在无损于行政应罚性的前提下对其减轻或从轻处罚。 3.可处罚性判断步骤的适用规则 其一,可处罚性的判断,由“刑事非罚性再审-行政应罚性判断-行政需罚性检验”三步组成,只有在行政应罚性的幅度或者点的容许区间内,行政需罚性能将其下调至零或者接近于零的水平,才能不予行政处罚。其二,在完成刑事非罚性审查后,行政应罚性情节、需罚性情节的关系界定及其功能评价,离不开与刑事应罚性情节、需罚性情节的分类比较和功能参照。 (三)确定可处罚性的法律后果 在行刑反向衔接的场合,为了践行可处罚性原则的内部区分功能,行政机关要区分可处罚性情节,按照可处罚性步骤,妥当处理情节竞合,选择相应的处罚结果。 1.具有行政不可处罚性 这种情况是指,行政机关对无需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行为,通过将其评价为行政应罚性小且无行政需罚性,应当或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行政不可处罚性,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量刑从宽情节未必是处罚从宽情节。刑事法中的违法性、有责性评价,有别于行政法中的违法性、有责性评价,二者对行为的否定评价与谴责态度,不仅存在本质差异,而且有着程度之别。即使某一相对不起诉行为的违法性轻微或有责性很小,也只是否定了刑法法益侵害性或非难可能性,但未必同时否定其行政法法益侵害性或非难可能性,还要根据行政处罚标准进行判断。例如,在盗窃案中,初犯、偶犯、退赔和取得谅解等情节,既能服务于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又能服务于做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二是行政应罚性小奠定了不可处罚基础。在规范构造上,《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同《刑法》第13条、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第2款存在相似之处:如果说刑事法出罪以“情节显著轻微”“犯罪情节轻微”为必要条件,则行政法不罚就以“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处罚情节轻微”为必备要素,并分别对应于绝对不罚行为和相对不罚行为。具言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是对违法手段轻微(“违法行为轻微”)与违法后果轻微(“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抽象,“处罚情节轻微”是对违法举止轻微(“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与违法影响轻微(“初次”违法并“及时改正”)的概括。“处罚情节显著轻微”中的违法手段轻微和“处罚情节轻微”中的违法举止轻微,属于行政应罚性情节,借助行为时的行为方式轻缓、危害结果较小、主观过错不大、责任能力不全等因素来判断。值得一提的是,绝对不罚行为中的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与相对不罚行为中的“危害后果”轻微,指向两种性质、功能迥异的结果要素,不应混淆反映及时改正效果、人身危险性小的广义结果要素和体现法益侵害、威胁客观状况的狭义结果要素。所以,只有狭义上的结果,才是行政应罚性情节,而广义上的结果无法直接说明行为对行政管理秩序利益的冲击。 三是无行政需罚性强化了不可处罚效果。既如前述,行政应罚性是可处罚性判断的主要基准,行政需罚性是可处罚性判断的后续环节,原则上只能在行为轻重对应的处罚幅度内发挥作用。除非应罚性很小,否则不得以需罚性不大为由径行不予处罚。不过,当行为的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又具有从重处罚情节时,能否对其施加处罚?对此不可一概而论,要按照情节性质具体分析。因为可处罚性情节分为应罚性情节和需罚性情节,无论是从严处罚情节,还是从宽处罚情节,也都分为应罚性情节和需罚性情节。当从重处罚情节反映行为的法益侵害性、非难可能性更大时,就属于应罚性情节;当其体现行为人的一般预防必要性、特殊预防必要性更高时,就属于需罚性情节。倘若可能不予处罚的行为同时具备的是从重应罚性情节,就说明它不符合“违法行为轻微”的行政应罚性小的基准,可以给予行政处罚;如果可能不予处罚的行为,同时具备的是从重需罚性情节,鉴于预防必要性的考量不能超过应罚性的上限,且系个人专属的裁量事由,前科、前历等因素就不影响违法手段、后果轻微的评价,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2.具有行政可处罚性 这种情况是指,行政机关对无需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行为,通过将其评价为具有一定的行政应罚性、需罚性,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只要不逾越刑事非罚性框定的案件事实范围、提供的比较参照基准及确定的法律后果上限,就应当先根据基本应罚性情节选择可能的处罚措施及其区间,再按照辅助应罚性、需罚性情节对其进行同向或逆向调节,以最终确定处罚性质、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