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为基层的乡镇政府治理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而乡镇政府法治化建设也是打通法治政府建设甚至法治中国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因应乡镇政府治理过程中面临的行政执法资源不足与行政执法需求日益增长之间的张力，党和国家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决定—改革试点—立法推广”的程序机制推动行政执法权全面下放。镶嵌于行政执法权全面下放改革的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人民政府，既共享行政执法权全面下放所面向的治理资源向基层倾斜的现实主义路径和对治理效能提升的价值追求，但又不完全具备行政执法权下放至县级人民政府及职能部门这一层级的先天基础。尽管在改革实践中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人民政府呈现多种形式，尽管学界对行政执法权下放包括行政处罚权下沉做出各种阐释的学术努力，尽管2021年修改的《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权交由乡镇人民政府行使，但对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的改革现象与法律规范尚未形成共识性的学理见解。

本文认为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位为一种行政处罚权的合作运行方式，而非行政处罚权的配置，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行政委托而非授权方式来完成行政执法权全面下放的整体使命。同时，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人民政府属于行政执法全面下放的末端，自身也是一项微观层面的系统性工程，行政处罚权下沉所带来的政府职能部门纵向、横向上的职能分工组合、行政组织结构调整——一并构成“职权—职能—组织”三驾马车并向而行、整体而动，需要“做到权随事转、人随事转、钱随事转，使基层有人有物有权，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需要省级人民政府的统筹指导、县级人民政府的积极落实与推动、乡镇人民政府与作为行政处罚权下放主体的县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与协作，以及进一步强化乡镇人民政府的属地管理与综合协调。唯有如此，才能保障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人民政府在法治轨道顺利推进，提升乡镇人民政府治理效能与治理精度，实现乡镇从治理走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