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行政处罚执行的基石，处罚法定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依照部门行政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与幅度实施处罚，受此影响，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处罚案件时存在机械适用法律、架空《行政处罚法》总则地位等执法失当的现象，并由此导致行政微小案件高额罚款频繁出现。针对此类执法问题，学界分别从“修改相关法律”和“实现个案正义”两条进路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前者主张摒弃立法重罚主义的倾向，修改相关法律，但现阶段重典治乱的理念符合公众期望；后者则从法律执行角度，主张行政处罚应契合个案正义，行政机关可依据道德、正义等法外因素，突破实证法限制，对行政微小案件予以减轻处罚。然而，后一见解模糊了依法行政的经典内涵，可能导致对一般法律条款的滥用。我国《行政处罚法》在2021年修订时，明确了“法有明文规定应合理处罚”与“法无明文规定可不予处罚”两种执法模式，但仍未能有效解决行政机关对行政微小案件予以重罚的问题。为此，应进一步夯实《行政处罚法》的总则地位，逐渐建立对“相当性”的判断标准，增设酌定减轻处罚规范。

行政微小案件；行政处罚；行政执法

有学者将"芹菜案"等案件视为行政微小案件，其特点是当事人为市场小微主体，违法情节轻微，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十分轻微。针对行政微小案件，行政机关若严格依照部门行政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与幅度作出处罚，不仅会对当事人的经营造成较大压力，也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朴素正义观。市场小微主体处于市场产业链的下游，其经营利润较为微薄，高额的罚款会给它们的经营造成沉重的压力，进而损害营商环境。诚如"芹菜案"当事人事后接受采访所言，"自己有错误也接受处罚，但是不要一下子把人罚死，我得卖多少吨芹菜，才能挣回来那六万几？"同时，这些市场小微主体通常从事与群众生活密切的职业，公众对它们的盈利情况与抗风险能力都有直观了解，违法所得与罚款金额的数百倍差距，违背了公众的法律常识与基本认知，即"社会中普通人们所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在此类行政微小案件中，执法人员本应对此类案件所具有的特殊性予以充分考虑，衡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与部门行政法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依据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和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作出合理处罚。行政机关为何没有考虑行政微小案件的特殊性而将之视为普通案件进行处理？这包含以下三个原因。

行政机关不是民意机关，行政执法人员也不是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只能源于具有民意基础的立法机关的授权。法律作为民意机关的理性产物，为行政机关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从此角度，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即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执法人员对案件的处理必须诉诸成文的法律规则，以避免行政执法人员的主观臆断。即便行政机关认识到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在不符合法定减轻处罚的条件下，仍须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法律制定、法治实施和法治监督的有机统一，也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环节的有机统一。对司法机关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所建立的合法性审查的核心便是"无法律即无行政"，即判断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是否逾越立法规定。这一过程可以用经典的三段论形式进行推演：立法提供了判断的大前提，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小前提，司法作为终局程序得出最后结论。美国学者将这一规范化的过程称为"传送带模式"。行政机关被假定为立法机关诫命的传送带，必须不偏不倚地将立法机关的命令适用到行政案件中，行政权在此过程中并无任何自主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被认为是其行为的唯一合法依据。

《行政处罚法》的任务便在于为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提供统一的法律规则与原则，解决行政处罚无共通适用的统一性、综合性法律，"期使行政罚之解释与适用有一定之原则与准绳"。《行政处罚法》中有关从轻、减轻及免予处罚的规定，适用于整个处罚领域。在行政执法实务中，受行政机关权力运作"条块"关系影响，行政职能的横向与纵向分配都深刻影响着行政机关的执法格局。部分行政执法人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适用法律时仅局限于自己领域的部门行政法，忽视了《行政处罚法》的总则性规定，《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因"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而被束之高阁。这在行政执法中有如下两种具体表现。其一，行政处罚只适用部门行政法的规定。部分行政执法人员认为，《行政处罚法》与部门行政法之间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如果作为特别法的部门行政法没有就从轻、减轻及免予处罚进行规定，就不能适用《行政处罚法》中有关从轻、减轻和免予处罚的规定。其二，作为特别法的部门行政法应优先《行政处罚法》进行适用。部门行政法没有具体规定时，可以结合适用作为一般法的《行政处罚法》。在"方林富案"中，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对广告违法行为处以罚款，除了应适用《广告法》的规定，还应遵循《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在"快乐三六五商店案"中，审理法官就《行政处罚法》与《食品安全法》的适用关系作出如下说明："在处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方面，二者之间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即通常应优先适用食品安全法，但在食品安全法没有明确规定时，可以适用《行政处罚法》。"两案的积极意义在于，法院通过强调《行政处罚法》的补充适用，否认行政处罚仅适用部门行政法的做法。然而，即便采纳此见解，仍然没有凸显《行政处罚法》相对于部门行政法的基础性、一般性的特点。例如，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时，确立了无错不罚等原则，同时也容许法律法规作出例外规定。事实上，处罚领域的部门行政法多是在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之前制定的，彼时，立法受到客观归责主义的影响，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并不影响违法行为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