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责任体系主要以国家赔偿和有限的国家补偿为主，在此欠缺可与私法中物上请求权类比的公法上的恢复原状请求权；而在行政诉讼中，现有规范也无法有效解决违法行政行为被撤销后执行结果持续存续以及事实影响造成的后果消除难题。若将视线从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回溯至行政实体法，结果消除请求权的纳入或可为填补上述权利保护漏洞提供有益启发。结果消除请求权在德国法上最初仅为解决违法行政行为被撤销后的执行结果消除问题，之后经由学说和判例的发展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公法恢复原状请求权，其不仅可用于消除包括事实行为在内的所有公法违法干预的后果，本质上也是一种不依赖于过错，且旨在将法律状态恢复至违法干预之前的国家责任形态。除可应对诉讼中的权利救济难题，并对国家责任形态的欠缺进行填补外，结果消除请求权观念的纳入还能勾连起被分置于两端的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并将它们都统合于同一实体法基础之下。

结果消除请求权；执行结果消除请求权；物上请求权；国家责任

尽管《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1款第2句中有关于结果消除请求权的部分规定，但这一概念在德国法中迄今都未被彻底实证化，有关结果消除请求权的大部分内容都由学理和判决发展而来，德国学者甚至将其归入习惯法。在学者的最初构想中，此类请求权仅限于消除违法的行政行为执行后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嗣后却发展为一般意义上的公法恢复原状请求权（Wiedergutmachungsanspruch）。

公法上的结果消除请求权的提出，可归功于德国公法大师奥托·巴霍夫（Otto Bachof）。其在“避难者案”（Obdachloser）后首次提出了“结果消除请求权”（Beseitigungsanspruch），进而落实于《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1款第2句。这种消除执行结果的请求权也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结果消除请求权”的前身。

“避难者案”是为解决战后数量庞大的避难者，行政机关将某人的住宅强制划拨给避难人居住且立即执行。该屋主不服提起撤销诉讼，行政法院认为此行政行为违法，随即将其撤销。但因行政命令而强行迁入的避难者却仍旧滞留在屋主的住宅内。为解决屋主将违法迁入者驱逐的诉求，巴霍夫从《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项的“依法律行政原则”中推导出了公法上的“结果消除请求权”。在其看来，“在违法的行政行为已经执行的情形下，若行政机关认为案件会因行政行为被撤销就得到解决，并不符合法治国的基本观念”，“法治国也并不允许行政机关造成的非法状态继续存在”。这个前提自然没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为利益受损者寻获一种实体权利，使其得以消除行政行为执行后所产生的损害后果。这种权利在巴霍夫看来就是结果消除请求权，即“因违法且已执行的行政行为而权利遭受侵害者，在行政法院撤销该行政行为后，可对行政机关请求以消除该行为所引发的持续不利后果的权利”。这种请求权因着眼于对行政行为执行结果的消除，又被后来的学者总结为“执行结果消除请求权”（Vollzugs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

“执行结果消除请求权”的观念之后亦落实于《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1款第2句中。根据该条，“行政行为违法且侵害原告权利的，法院应撤销原行政行为及相关的复议决定。如行政行为已执行完毕，法院同样可依申请宣告行为机关应如何恢复原状。但此宣告以行政机关能够达成，且事件已达到可裁判的程度为前提”。也因为已落实于《德国行政法院法》中，就有意见认为，本条就是结果消除请求权的法律基础。但这种归纳无疑存在倒因为果的问题，第113条第1款第2句作为诉讼法规范，只是确立了执行结果消除请求权的前提，且在程序上简化了其实现可能，并非就是结果消除请求权的实体法基础，其对于实体上的结果消除请求权也未作任何范围框定和要件归纳。就本条论及的执行结果消除请求权而言，即使因行政机关已自行撤销违法行为以至未引发撤销诉讼，对于已执行且对当事人产生持续影响的违法行政行为，当事人同样可不拘泥于本条直接主张执行结果消除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