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行政强制法》第41条可作为执行结果消除请求权的实体法依据，那么《行政诉讼法》第76条的补救判决充当的就只是事实行为结果消除的规范基础。除了可针对行政行为外，确认违法判决同样可适用于事实行为，而《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第（一）项规定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法院可判决确认违法，就可为事实行为的行政诉讼提供基础。由此，对于事实行为而言，将《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第（一）项的确认违法判决与第76条的补救判决叠加就会形成“确认违法之诉+一般给付之诉”的救济组合，此处的补救措施所欲实现的当然包括结果消除请求权。如此处理，也可使结果消除请求权从仅针对行政行为的执行结果扩展到针对包括事实行为在内的所有违法干预。但此处存在的龃龉之处又在于，补救判决根据规范的语词表述由法院依职权径直作出，故唯有明确诉判一致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补救判决，才能使补救判决真正成为请求权实现之诉。

值得注意的是，补救判决虽可作为排除事实行为影响结果的判决，但补救判决对于包括事实行为在内的违法干预所造成的后果消除却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行政诉讼法》第72条规定的履行判决和第73条规定的给付判决，在课予义务之外，同样具有一般给付之诉的面向，故同样可成为结果消除请求权的诉讼实现方式。作为这两类判决实体请求权基础的给付请求权中也当然包含了结果消除请求权。而私人借由履职判决和给付判决实现结果消除请求权，也无需以法院首先判决确认行政决定违法为前提。因为履职判决和给付判决的适用要件中除要求原告有履职请求权和给付请求权的主观要件外，都要求有“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给付”与“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客观要件，法院在作出履职判决和给付判决时，当然就要对被诉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合法/违法予以审查。故对于结果消除请求权而言，履行判决和给付判决相比补救判决具有优位性，这不仅因为其可覆盖行政行为的执行结果消除请求权，同样因为在事实行为的结果消除上，因其由私人主动提起，而非如补救判决所规定的由法院依职权径直作出，因此也会避免上文提及的补救判决诉判不一致的问题。

以上是结果消除请求权的实体法基础和诉讼实现。作为国家责任中的重要一环，结果消除请求权在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2条（即“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中同样可找到规范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若从语词表述和规范逻辑来看，本条所规定的“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似乎从属于国家赔偿责任，在意涵上也仅属于作为赔偿责任的恢复原状，而较难被解释为是独立于国家赔偿责任之外的结果消除请求权。但如果使“恢复原状或返还财产”完全从属于国家赔偿，而非独立于国家赔偿和补偿责任之外的恢复原状和结果消除，不仅无法在撤销请求权和损失填补请求权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梯度联结，更无法如前文图示所呈现的那样形成对基本权利的全面保护。因为国家赔偿责任从本质上来说仍旧只是职务侵权责任，国家赔偿请求权也仍旧属于侵权责任请求权，此处仍旧缺失可与私法上的物上请求权相类比的、旨在实现基本权利完整保护的恢复原状请求权。故从填补国家责任空缺的角度出发，更稳妥的办法是应将《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1款与第2款彼此并列，第1款针对的是国家赔偿责任，而第2款指向的是消除结果责任，由此就可基本确立起“排除侵害（撤销诉讼）+消除结果+损害赔偿（补偿）”的完整国家责任体系。此外，将“恢复原状和返还财物”独立于国家赔偿之外，也可使结果消除请求权的实现不会受制于国家赔偿的责任构成。例如，学者对我国国家赔偿尤其是行政赔偿的责任构成究竟是违法还是过错迄今仍有不同认识，即使认可国家赔偿以违法而非以过错为前提，也会延申出违法究竟是行为违法还是结果违法，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在违法的判断上究竟应持一元论还是二元论的争议。但从前文的论述可知，结果消除请求权本质就是一种不依赖过错的、以违法的公法干预为前提的责任形态，此处的违法并非干预行为违法，而是该行为造成了法规范所不允许的结果，即结果违法。若以行为违法而非以结果违法的前提限定结果消除请求权，就会导致其适用范围的限缩。

综上，结果消除请求权的规范基础和实现可能可具体归纳为下表1。